烽火岁月 艺魂不屈——中国艺术研究院抗战文艺典藏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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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一起看大展】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承办的“烽火艺魂——中国艺术研究院抗战文艺典藏展”7月16日在京开展。本次展览分为“战歌震山河”“兰台唱金戈”“刀笔砺丰碑”三大展区，共展出140余件(套)抗战时期音乐、戏曲、美术领域的珍贵历史文献和艺术作品，带领观众重回抗战烽火岁月，重温伟大抗战精神。

　　战歌震山河

　　狼烟起，铁蹄奔。在金瓯破碎之际，“起来”“前进”“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的歌声响彻神州，把四万万同胞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汇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滚滚洪流。

　　《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军民进行曲》《救国进行曲》《山西农民救国会会歌》《我们的队伍往前走》《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团歌》《中日血战抗日歌》《日本军阀凶又凶》……走进“战歌震山河”展区，大量抗战歌曲手稿、歌谱等展品映入眼帘，泛黄的纸张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

　　每一曲抗战音乐都是中华儿女在绝境中发出的怒吼，都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精神的赞歌。其中，《黄河大合唱》的影响最为深远。

　　1939年初，诗人光未然因伤到延安治疗，正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执教的冼星海前去探望。当时，全民族抗战如火如荼，二人都在思考：如何用音乐表达民族的声音。

　　黄河对民族的哺育、黄河的屈辱与呻吟、黄河的觉醒与怒吼……在病床上，光未然的情感如黄河浪涛，一泻千里，5天时间里，400多行诗句一气呵成，《黄河大合唱》的八首歌词就此诞生。冼星海读完歌词后深受震撼，仅用6天便谱出了曲子。

　　《黄河大合唱》在传唱、演出过程中，为满足和适应不同需要，先后形成多个版本。其中，有两个版本由冼星海亲自完成，并且留下珍贵手稿，一版是1939年冼星海在延安创作完成的初稿，后称“延安稿”，另一版是1941年冼星海在莫斯科期间重新配器修订的大型管弦乐队总谱，后称“莫斯科稿”。“延安稿”和“莫斯科稿”2003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在此次展览中，冼星海《黄河大合唱》“延安稿”和“莫斯科稿”手稿系首次展出，泛黄的纸张上，字迹稍显潦草，但难掩艺术家的创作激情。

　　兰台唱金戈

　　抗日战争早期，梅兰芳带领戏班为前线将士义演募捐，上演两出古装新戏《抗金兵》《生死恨》。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梅兰芳蓄须明志，暂别舞台，拒绝为沦陷区的统治者表演，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重新登台。

　　戏曲于梅兰芳而言，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关乎他精神归宿的信仰。“兰台唱金戈”部分以梅兰芳的“蓄须明志”照片拉开帷幕，展示了梅兰芳初校的《抗金兵》整理本、1935年胜利公司出品的《抗金兵》唱片，以及《生死恨》的提纲和剧本。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戏曲艺术家不仅为抗战募集资金，还通过戏曲活动表达对抗日将士的支持。本次展览展示的1932年2月29日第一舞台的戏单，就是艺术家们用具体行动支持抗战的明证。马连良、梅兰芳、杨小楼、谭富英、荀慧生等众多戏曲名家的名字全在戏单上，他们以舞台为阵地，用戏曲鼓舞民众斗志，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文艺工作者不仅用作品鼓舞士气，还拿起武器直接投入战斗。作曲家章枚曾在华中鲁艺担任音乐教员。他所在的文艺工作队有一次遭遇敌人扫荡，工作队只有两支步枪，章枚和同志们便抄起手榴弹、菜刀、木棍投入战斗。

　　“今天我们经常听到‘文艺战士’这个词，它不是一个修辞术语，而是当年很多文艺工作者的真实身份。”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庆富指着眼前一件件带有明显岁月痕迹的展品说，文艺先辈们在战斗中创作，在创作中战斗，这些抗战文艺典藏不仅记录着烽火岁月中的文艺故事，更生动地展现了艺术家们以文艺为武器的战斗精神。

　　刀笔砺丰碑

　　在民族救亡过程中，艺术家们以笔为戈，淬炼出波澜壮阔的艺术史诗。在“刀笔砺丰碑”展区，梅兰芳的画作《墨梅》暗喻高洁不屈，齐白石的画作《保民道国联》饱含家国之忧。他们的作品虽不直接描写战争，却在静观与寓意之间凝聚着深沉的家国情怀。

　　抗战中，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沦为难民。雕塑《逃难》将逃难具象化：一位妇人右手抱着婴孩，左手牵着稚子，身后跟着两位背着铺盖、佝偻着身体的老人。而雕塑《离别》中，身为军人的丈夫即将奔赴前线，妻子趴在丈夫肩头嘤嘤哭泣，年幼的孩子扯着父亲的衣襟不愿其离去。滑田友、刘开渠等雕塑家将烽火岁月镌刻成永恒，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战争的残酷，不要忘记和平来之不易。

　　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沃渣、力群、彦涵、王琦等版画家的抗战题材版画作品。这些作品中既有描绘抗日前线战争场面和战斗故事的《抗战》《追击》《奋勇出击》《卢沟桥抗战》，也有记录抗日根据地民众生活状态的《移民到陕北》《民主选举》《农民诊疗所》，还有号召全民抗战的《不让敌人抢走粮食》《饿死也不被汉奸收买》《当敌人搜山的时候》。

　　“当时条件比较艰苦，版画创作都是就地取材，木板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木板，刻刀是用弹壳做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李啸非说，“这些版画作品最大的特点是通俗易懂，它们将艺术锻造成唤醒人心的文化利剑，成为民族不屈的象征，也彰显了‘为社会而艺术’的文艺理念。”

　　(光明日报 记者 韩业庭)